“庚戌之变”是一场什么样的事变?为什么明朝皇帝觉得这是奇耻大辱?

  今天趣历史小编为大家带来“庚戌之变”是一场什么样的事变?希望对你们能有所帮助。

  “庚戌之变”发生于明朝嘉靖年间,由于,嘉靖本着“天朝上国”的优越感及历史仇恨,拒绝与蒙古人进行贸易,以至于,恼羞成怒的蒙古部落首领南侵大明,甚至,一度打到京城之外,震惊中原。这起事件,充分地暴露出十六世纪中叶的明朝已初现的腐败迹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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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明朝初年,退居蒙古高原的蒙元残余势力同明朝对立。

  之后,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一再出兵北伐,逐步扩大北部的广大地区。为了加强对北方的控制,明成祖朱棣于1421年迁都北京,在长城以北蒙古部落集中的地区,设立卫所20多处。

  可以说,元朝在被明朝取代以后,蒙古国力迅速衰败,体制也在倒退,从而,逐渐被分化为了数个小型部落。到了十六世纪中叶,蒙古诸部中的特土默特部逐渐崛起,成为了蒙古草原上实力最强大的部落。由于,在明朝以前,蒙古曾入主中原,所以,以游牧为生的蒙古人都明白中原商品的重要性。

  所以,特土默特部为了长远发展,他们对来自中原的粮食、布匹、铁器及手工业制品表示了迫切的需要。碍于环境的限制,游牧部落根本无法生产这些商品,只能靠与明朝进行贸易来获取。在古代,北方游牧民族能够提供的贸易品非常有限,除了牛、羊、马及其肉奶制品外,基本没有其他商品。所以说,相比于蒙古人对粮食、铁器、布匹的迫切需求,明朝并不需要畜牧产品。

  因为,中原虽以农耕为主,但此时的明朝已有成规模的养殖业,肉奶商品自产自销,根本无需通过外贸获取。在这一时期,除了来自蒙古的优良马匹之外,蒙古根本没有贸易品能够吸引明朝人的眼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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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除此之外,蒙古与明朝之间的历史仇恨,也是双方无法展开贸易的重要因素。

  我们知道,元蒙统治就是被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推翻的,在此之前,中原汉人深受蒙古人奴役。在1449年,明英宗曾被北方民族俘虏。在这场名为“土木堡事变”的历史事件中,明朝天子沦为蒙古人的阶下囚,受尽屈辱。虽然,几年后英宗被放还,但由此引发的“南宫复辟”又给明朝政局造成了不小影响。

  可以说,蒙古人不但给明朝统治者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印象,在老百姓眼中蒙古人也是无法被原谅的仇敌。所以,嘉靖并未同意蒙古人的要求,拒绝与其通商。到了1550年,蒙古土默特部落俺答为了与明朝建交,主动提出要成为明朝的附庸,并按年向明朝进贡牛羊。

  当然,土默特俺答希望的是,自己能在明朝获得爵位,双方开展贸易活动。嘉靖采取的态度与之前一样,面对前来朝贡的蒙古使者,嘉靖丝毫不予理会。俺答久久得不到明廷的回应,于是,气急败坏的俺答决定:给大明一点颜色瞧瞧,让中原皇帝正视自己。

  同年六月,特土默特部的首领俺答带着一支军队,南下中原,直逼山西大同。面对汹汹来袭的侵略者,大同总兵仇鸾非但没有主动抗击敌人,还派出使者与敌军进行沟通,用一笔钱“打发”了俺答,让他去攻打其它地区。就这样,俺答率军绕到古北口,才此长驱直入,一直打到北京城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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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,此时的明朝军队,在面对侵略者时就像是纸老虎一样,非但不能战胜,还输得十分憋屈。俺答从北到南,打了几场仗,所遭遇的明军虽然人数庞大,但是,没有一人是蒙古人一合之将。打到京城后,俺答所遭遇的,号称大明禁军的精锐也都是些乌合之众,被蒙古军队打得丢盔弃甲。

  更让俺答惊诧的是,高坐在庙堂之上的嘉靖和文武大臣,他们根本没想到大明将士如此不堪一击,早年的“土木堡之变”竟要在京城重现。事态紧急,嘉靖不断将圣旨发往全国各地,征调各地的藩镇的军队进京。最终,藩镇的军队用了半个月的时间,来到北京城下,与敌军对峙。

  不过,就算是援军已至,明军仍不敢主动出战,与蒙古人分出高下。由于事态紧急,所以,来到京城的藩镇军队大多缺乏粮草,就算他们不与蒙古人打仗,恐怕也会饿死在北京城外。值此之际,嘉靖任命仇鸾为平虏大将军,希望他能够带领各藩镇击破蒙古人,一雪前耻。

  仇鸾领兵后,非但没有与蒙古人作战,反而在京郊率军抢劫。当时,京郊的老百姓都说,明军比那些南下的蒙古人还要不堪,简直像禽兽一样。可惜的是,当时的朝廷,主战派的呼声不够响亮,主和派在整个事件中占据主导地位。宰相严嵩命令:京城的各个将领,千万不能与蒙古人作战,一切以议和为主。

  于是,明军龟缩在北京城内,任由蒙古人在城下烧杀淫掠,无恶不作。在俺答率兵劫掠期间,意外俘获了明朝太监杨增。俺答是个聪明人,他知道凭自己的军队,在城外与明军打游击尚能取胜,一旦硬碰硬地进行攻城战,绝讨不到好果子吃。就这样,俺答释放了杨增,让他作为使者,与朝廷进行沟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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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俺答的书信中,蒙古人提出了这样的要求:“予我币,通我贡,即解围,不者岁一虔尔郭!”看完了蒙古人的来信后,朝中文武各执一词,有人认为:应该以京城为重,立即与蒙古人和谈;还有人认为:要先安抚住蒙古人,从长计议。礼部尚书徐阶虽然不敢直接与严嵩叫板,但至此国难当头之际,徐阶也顾不上自己的前途了。

  于是,徐阶对严嵩义正言辞地说道:“蒙古人已经打到城外了,还要任由他们欺负吗?”嘉靖立即询问徐阶,有没有盘桓的余地。徐阶的办法非常直接,那就是继续拖,等到距离较远的藩镇军队集结,明军就能以人数优势轻松战胜蒙古人。于是,嘉靖一面派人应付俺答,一面继续征调全国各地的勤王军。拖了几天之后,俺答发现京城周围的明军越来越多,这才意识到自己上了当,连忙指挥军队撤退。

  听说蒙古人想跑,嘉靖立马派兵部尚书丁汝夔率兵追击。得到皇上的命令后,丁汝夔立即着手做出准备,然而,事态紧急,他不知此战是吉是凶,于是,他便做出了人生中最错误的决定:“请教严嵩。”严嵩是个坚定的主和派,他告知丁汝夔,此战关系重大,若战败结果绝不是丁汝夔能背负的,应该劝圣上收回成命。于是,丁汝夔成了严嵩的棋子,来到嘉靖面前劝其放弃追击蒙古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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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嘉靖闻言勃然大怒,当即将丁汝夔打入大牢,没过几天,就命人砍了他的脑袋。蒙古人已撤至关外,明军失去了追击的时机。至此,这场发生在明中叶“京城保卫战”竟以这样以戏剧化的形势收场了。在返回北方后,俺答再次向朝廷提出了要求,并言明:“若是得不到满意答复将继续南侵。”在后来的和谈中,明朝答应了俺答的要求,与其互通交易。

  编修《明实录》就庚戌之变一事评论道:“虏自壬寅(1542年)以来,无岁不求贡市,其欲罢兵息民,意颇诚恳。当时边臣通古今、知大计如总督翁万达辈亦计以为宜,因其款顺而纳之,以为制御之策。乃庙堂不为之主议,既大言闭关以绝其意,又不修明战守之实而为之备,反戮其使以挑之,至于戎马饮于郊圻,腥膻闻于城阙。乃诏廷臣议其许否,则彼以兵胁而求,我以计穷而应,城下之盟,岂不辱哉?”

  不过,由于双方的贸易是建立在俺答武力胁迫下的,所以,嘉靖觉得这是奇耻大辱,双方正式通商进展缓慢,明朝方面始终在应付。随后明廷加强防御措施,改十二团营为三大营,总三营为戎政府;修建北京外城,置蓟辽总督大臣,辖蓟州﹑保定﹑辽东三镇,募山东、山西﹑河南诸道兵岁集京师防秋......直到1570年,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来到明朝,这一起偶然事件,终于促成了双方的贸易关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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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么,这起“庚戌之变”又对后世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呢?

  从这起事变的始末,可以看出明朝统治者乃至文武大臣的昏庸和愚蠢,也直接反映出明军急转直下的战斗力。更重要的是,它揭示了在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、不可缺少的经济联系,也表明了明朝统治者不顾这种客观的、不可分割的经济联系的制约,而制定并执行的错误政策。

  因此,这起事变就像是给明朝敲响了警钟,自嘉靖之后的明朝皇帝开始重视军事领域的发展,尤其是对外的防御措施。

  “庚戌之变”后,明朝的军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,明朝的防务也有了一定水平的提升。可以说,若没有这场历史事件,明朝根本意识不到军事方面的缺失。蒙古人的入侵,总算是让明朝有了亡羊补牢的机会,军事实力有了一定的提高。

  庚戌之变发生后,明朝终于开始恢复与蒙古之间的贸易,虽然,进展非常缓慢,但是,却呈良性发展的态势。我们知道,这场贸易虽然有利于蒙古的需要,却同样能够维护双方的外交,对明朝的发展也有一定好处。不过,由于嘉靖始终碍于面子,以至于,互市贸易停停走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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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最终,由于明朝的拖延,俺答数次犯境,南下侵扰,给边境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巨大威胁。1570年,明朝与蒙古之间的和议终于签订,俺答顺利地被明廷封为顺义王,他所在的部落也成为大明的藩属。从这以后,双方的贸易关系得以维持,长城一带终于重归安宁。

  站在客观的角度来看,似乎一切都要归咎于软弱求和的严嵩。实际上,严嵩只是明朝大臣中的代表,除少数几名主战大臣外,大部分大臣都抱着和严嵩一样的态度。

  那么,为什么国难当头之际,大臣们会有这种表现呢?

  其实,这种偏安的思想是自上而下的,也就是说:是嘉靖的态度决定了一切。其实,若嘉靖及早意识到双方贸易的好处,或积极主战解决外患,这起事件根本不会发生。

  所以,“庚戌之变”的始作俑者,实为嘉靖皇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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